近一、两年来，日本的中小学生越来越不服管教、情绪不稳、自杀率上升，而教师则感到工作压力增加，罹患精神病的越来越多，这应当是日本社会动荡的一个反映，所以《读卖新闻》社把金融风波、武器核查危机、核试验、水灾以及飓风的1998年称为“动荡之年”。
我们似乎还可以说1998年是丑闻之年。仅就日本而言，就是丑闻迭曝，污点尽现，国会议员、藏相、大藏省官员和金融、企业界人士均涉身其中。例如防卫厅高官也概莫能外，在追讨东洋通讯设备公司为国民自卫队生产“敌我识别装置”而虚报冒领的货款中，就有多名官员因私吞数亿公款而遭惩处。
沿此线索回顾，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政府、军方到议会，从垄断行业到国际组织，丑闻可谓无处不在。英国“工党政策”的主要理论家彼得·曼德尔森和审计长杰弗里·鲁滨逊因金融丑闻辞职，甚至对布莱尔内阁的基础有所动摇。哥伦比亚空军司令曼努埃尔·桑多瓦尔因一架军方运输机在迈阿密被美国警方搜出1639磅毒品而引咎辞职。印度国会人民院院长接受安德拉邦地方官用野猪、孔雀和梅花鹿等受保护动物的款待。汉城市政府住宅管理局小公务员李载五任职12年敛财200多亿韩元。法国波尔多地区（1972年的丑闻曾使该地区的酿酒业一片萧条）最大的葡萄园吉斯库尔庄园在酿酒过程中有以外购的便宜货假充自酿、将木屑放入酒中伪造其因长期盛装在木桶中产生的木头味等欺骗行为。世界银行承认在其年度金额达250亿美元的援助项目中存在回扣、贪污等腐败问题……
再看国际体坛。环法自行车赛的兴奋剂丑闻足以冲散法国人捧得足球世界杯的喜悦，所以法新社说1998年的体坛因贿选、服药、假球以及罢赛等丑闻而肮脏不堪。自从80岁高龄的国际奥委会执委、瑞士律师马克·霍德勒为在卸任之前减轻心灵的负疚感，而披露盐湖城申办2002年冬奥会的贿赂丑闻以来，全世界都在怀疑国际奥委会及其成员。人们并不真正关心他们以及他们的亲属接受了多少高档礼物、旅行开支、奖学金和免费医疗服务甚至性服务，因为这不过是一团乱麻的“奥林匹克交易”中的一桩小事。
《费加罗报》说法国的1998年是悲喜剧的一年，其实世界又何尝不是如此。这边厢库勒卡尼等6名印度女演员因在电影、杂志中的暴露镜头“有伤风化”而被逮捕，那边厢芝加哥一名7岁男孩无故将一名11岁的女孩猥亵后杀死、成为美国历史上年龄最小的杀人犯，每一幕丑闻都是一出或喜或悲的道德剧，丑闻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像古希腊“旧式喜剧”中的丑角一样，以可笑或可憎的面目反映现实的另一面和我们内心的冲突，他们的行为其实是对自我的讽刺，而并非是表面化地丑化有别于我们自己的种族、民族、文化、阶层或者性别。
就像我们无法与丑角划清界限一样，我们也无法摆脱丑闻。谴责丑角不如谴责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还要提及克林顿。尽管丑闻仍然是丑闻，但去年底公布的盖洛普民意测验结果表明，18％接受调查的美国人把克林顿列为1998年最推崇的人物，其受推崇的程度甚至高于丑闻曝光之前（14％），也远高于居第二位的教皇约翰·保罗（7％）。──识者指出，由于频繁上电视，克林顿已由政客而跻身名流。而名流文化是电视时代的主流文化，其标志之一是它的双重道德标准，人们在崇拜名流的同时，不自觉地将名流的生活予以正常化，甚至崇高化，所以克林顿过去五年中每年都在民意测验中领先，《新闻周刊》说1998年的美国人在斯塔尔报告的政治幌子和伟哥神药的科学幌子之下彻底丧失了羞耻感。所以美国人说到道德风气江河日下的原因，也把矛头指向电视，以及媒体，尤其是娱乐界，同样需要承担责任的还有常常传播暴力的电影和录像带、随便可以看到淫秽图像的因特网，甚至流行音乐和时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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